4月9日，《中国青年报》在第2版上报道了我们今年刚完成的《世界一流大学科研竞争力评价报告》和《世界科研机构学科竞争力评价报告》的少部分结果，而在4月10号该报就立即发表了赵志疆的“世界一流大学排行榜：别总打着国字号大旗唬人”一文，对“中国科学评价研究中心”的机构名称大做文章，似乎看待大学排行榜就只要看评价机构的牌子大小就行了。其实，评价机构的牌子并不重要，更重要的是大学评价的理念、方法、指标、结果以及由此得到的启示和值得借鉴的东西。这才是提高评价的权威性和公信力的关键所在。
早在2002年7月，国家教育部、科技部在“关于发挥高等院校在科技创新中作用的若干意见”中强调，高等院校应充分利用自身的技术优势和人才优势，建立和培育独立的社会化的中介性科学评价机构，积极开展科学评价工作。我们“武汉大学中国科学评价研究中心”就是为了贯彻这个文件的精神，在我们长期从事科学计量学、文献计量学研究的基础上由信息管理学院、教育科学学院和图书馆等跨院系、多学科的教师组建并得到正式批准成立的。
其后，本中心的正式挂牌仪式在武汉大学隆重举行，教育部社政司和湖北省科技厅的有关领导为之揭牌。2003年还作为教育部高校中三个“中介机构”之一参加了科技部在京西宾馆举行的“全国科技中介工作会议”。当时我们在“申请报告”或有关论文中就明确界定了它的研究范围，“中国科学”是我们的评价和研究对象，并不代表“国家”名义，就象很多著名高校中设立的“中国文化”、“中国艺术”、“中国哲学”等研究中心一样。因为只有“国家新闻出版总署”等机构中的“国家”才表明是“国字号”的，所以我们从来就不认为自己的机构是“国字号”，更谈不上“打着国字号大旗唬人”。事实上，我们在发表论文等很多场合都是标注它的全称，大家都知道“中国科学评价研究中心”是武汉大学的实体性学术研究机构；虽然有时媒体在标题中省略了“武汉大学”几个字，但有的在正文中也作了说明。而且，我们有公开的网站，公开的通讯信息以及许许多多的公共网站、报纸和期刊杂志的报道，到处都可以查到我们的信息和情况，用得着“遮遮掩掩”吗？同时，我们从来反对“暗箱操作”，主张公开化，提高透明度。2004年，我们与《中国青年报》合作研发并发表“中国高校科研竞争力排行榜”或第一次公布某项评价报告时，都对“为什么要做”、“怎样做的”、“做得怎么样”的问题予以详细说明，包括原始数据来源、指标、权重、得分、排名等信息都予以公布，被认为是信息公开、最不“遮掩”的评估机构。我们中心下设四个研究室：即科研评价、教育评价、期刊评价和机构与信息化评价研究室，教育评价是当前的研究重点。中心的学科带头人邱均平教授是“教育经济与管理”专业的博士生导师，指导和培养“高等教育评价与国际比较”的博士生，也是教育部高等教育教学评估专家之一。大学评价课题组的主要成员大多都长期在高等院校工作或者从事相关理论、方法和实践的研究工作或管理工作，对我国高等教育改革和发展的状况是比较了解的。因此，我们机构的合法性、评价资格和能力是勿庸质疑的。4月9号在梅州举行的 “广东省高校社科管理研究会年会”上，中山大学副校长梁庆寅教授在大会上指出：“我国目前有好几家大学排行榜，我们认可邱均平教授他们做的大学排名，因为他们的评价方法和指标体系比较科学、合理，结果也比较符合实际；第二，他们都长期在重点高校工作，对高校教育的状况和发展规律是了解的、熟悉的；第三，他们并没有把自己所在的武汉大学排得很高，甚至比其他评价机构的还低，这说明他们是比较公正的。”
在大学评价中，我们特别注意处理好数量与质量的关系。数量是基础，质量是目标。没有数量就不可能有质量，有数量又必须讲求质量。我们这次“世界一流大学科研竞争力评价”选用的主要数据来源之一是美国《基本科学指标》（ESI），它正是反映论文质量水平和学术影响的重要工具。“论文量”不仅是一个数量指标，而且也是一个质量指标。因为，论文发表的本身就必然有质量的要求。例如，据说《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的论文录用率只有1%左右，也就是说经过编辑初审、同行专家评审（或是匿名评审）、主编审定的“三审制”，从100篇投稿中选出1篇论文来发表，难道这不反映论文质量吗？第二，ESI收录的都是发表在重要期刊上的被其他同行多次引用的有学术影响力的论文；第三，在我们的评价指标体系中，有四个一级指标、七个二级指标，发文量（ESI收录论文数）只是其中的一个指标，而且权重只占30%；其他70%的指标如专利数、高被引论文数、热门论文数、进入1%排名的学科数等，都是反映大学或科研机构的创新力、影响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的。因此，只要看看这些事实就知道，所谓“论文数量正是‘眼镜’与‘苹果’相比的共同前提”是根本不成立的。《科学时报》4月10日发表王卉同志的文章说：“有的研究机构主张把SCI评价砍掉。我觉得不应该砍掉，只是不要把它作为唯一的评价指标。没有考核，就回到大锅饭时代了。科学家也需要考核，没有监督的社会必然会产生腐败。现在考核中出现的浮躁、虚假，不能说是考核的问题，也不能说是考核中使用了SCI的问题，科学家也有自己的责任。实际上任何评价都有缺陷，并非仅仅SCI。”“统计结果显示，诺贝尔奖获得者的论文产出率50倍于一般科学家，论文被引次数500倍于一般科学家。”
关于大学排行榜，在英国、美国、德国、法国、加拿大甚至印度、伊朗、南非等不少国家已有几十年的发展历史，已成为国际上的一种普遍做法和趋势。在我国的近20年中，社会各界和民众对大学评价的认识和承受能力大有提高，这是社会包容、社会和谐和进步的一种表现。大学评价的必要性和重要意义，一是为管理和决策服务，二是为了满足社会的需求。2006年公布的《国家科学与技术中长期发展规划》中有5个硬指标，其中两个便是“国际论文被引量进入世界前五位”和“自主创新的专利数量进入世界前五位”。如果我们都不去统计和评价，怎么知道我们国家的论文被引量和专利数在世界上处于什么位置呢？《科学时报》2006年3月20日用4个版的篇幅报道了我们去年做的《世界大学科研竞争力评价报告》和《世界科研机构学科竞争力评价报告》的有关结果及文章，用的标题就是“在世界坐标系中为中国大学定位”、“中国科研需要一个刺激的排行榜”。王文佳在3月23日《新京报》上发文说“‘排行榜’的出笼，不仅有“科学”依据，而且过得硬，得到了在大学教育界普遍流行的管理规则的认同——甚至可以说，它就是这一规则的产物。这也是排行榜能够存在并且得到社会认同的原因。”“这恰好证明了中国是一个日益包容的社会，一家之言，一家之榜，只要存在着市场，就不会因为争议的兴起而废止，也不会因为争议的消停而一飞冲天，成为定论。”值得高兴的是，我们的一系列评价报告公布后在社会上反响热烈，主流评论绝大多数都是正面的、积极的。去年3月，中国科学技术大学钱逸泰院士在《科学时报》上看到《世界大学科研竞争力评价报告》及学科评价报告之后，专程来到武汉大学，考察我们的评价工作，并表示认可和满意，还委托我们就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山东大学的科研地位特别是材料科学的世界定位提供评价咨询服务。《长江商报》发表评论员刘敏的文章：“我们很真诚地认为，这个‘世界一流大学竞争力排行榜’是个好东西。它至少能当作一面镜子，总是照出点什么”。《海都资讯网》的时评“这个排行榜有正本清源之意”。《浙江在线》发表“中国大学名落百强是羞辱更是激励”。这种激励作用也正是我们开展大学评价的目的之一。
（作者邱均平为武汉大学中国科学评价研究中心主任、博士生导师，马瑞敏为博士生）
